经济管理要求符合客观经幫规律，也就是说，要求科学的管理。讲科学就要有科学的方法。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和选择一种科学方法呢？

第一点，选择科学方法要从我国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出发。

我在国内外所看到的，有一条共同的体会，这就是，我国搞经济工作，一方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一方面要注意联系我国的实际。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个材料，反映去年我们邀请日本物流协会访华情况。日本朋友说，日本五十年代从美国引进了许多管理技术，但后来有许多都失败了，只有那些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法，才获得成功。”我对这个意见，十分欣赏。拿我们从前开始搞统筹方法作例子，国外是有了计算机才能搞这个方法的。如果我们生搬硬套，等有了电子计算机以后才干，那么不但1964年不能开始搞，就是现在恐怕也不行。我们只能够就，我们本国的情况，就工人师付的文化水平，提出所谓“统筹方法平话”，“优选法平话”。平话就是平常讲话的意思。用平话的办法把这两个方法交到工人师付手里，让他们自己掌握,就可以把生产搞的更好，质量提高，成本减少，等等。

第二点，应该尽量采用最新的方法。

我们要注意，外国人公开宣传，或者我们到国外考察，让我们见到的方法，一般来说都不是最先进的。因为最新的方法秘而不宣，用它搞出专利可以发财致富，这是众所周知的。

美国军用工业的计算机技术比民用工业要早五年。当然，我们现在比他们的民用技术还要落后许多年。作为第一步，我们要学习他们公开了的技术。但我们要记住，那并不是最先进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提出更新的技术和方法，就应当迎头赶，尽可能走到前面去。用旧的方法，肯定也会出成果，否则就不会上书本了，但用旧方法，人力、物力的浪费就要大些，可靠性就差些。所以国外也在不断摒弃旧方法，采用新方法。由于我们闭关启守了十几年，许多地方还在沿用20年代或30年代的方法，那是不足为怪的。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讲，在今天这个形势下，不认真结合我国的特点去研究新方法，而依然推广20年代的旧东西，那就实在不应该了。当然旧方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有过用处的，但有许多早已过时，我们决不能再将它们当作新方法来采用。

这十几年的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从许多方法中对比取舍，选择我们所认为最新的好方法，进行推广应用。例如，美国军用工业摒弃了旧有的系统工程方法和计划管理方法，在1958年开始采用统筹方法（他们叫PERT,即计划评审技术），我们是在1964年开始研究和应用的。国外在60年代初期，逐渐用优选法技术代替旧的试验安排方法，我们在1965年开始研究。只是因为我国以后几年遭對浩劫，才使优选法的推广应用推迟了。

第三点，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实践进行比较，选择其中效果好、应用范围广的方法。优选法和统筹法出了数以万计的成果，说明这不是旧有的方法可以比拟的，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两个方法的依据。

第四点，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分析。

如果是数学方法，可以比较指标。例如，我们曾经研究提出几种新的多因素优选法，从理论上分析，可比国外公认最好的方法少做一半以上试验。我有一个助手曾经试验了一下，国外的方法总要用十几次、二十次才能找到好点，我们的方法只要用三、五次。从指标上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优劣了。所以说寻求好的方法，需要加强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没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就难以判断方法的好坏，也不易创造新的方法。

还应该指出，每种科学方法都有它特定的应用范围，万能的方法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些方法适用的范围广些，有些方法适用的范围窄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党的领导，推广起来比较容易。因此负责推广工作的科学家责任就更大，选择就更加应该小心，拿到大范围去推广，要确实有把握。如果推广了落后的方法，或者把在某些场合所用的一些科学方法拿到不恰当的场合去推广，就会造成很大的坏影响。从前推广超声波就是一次很有益的教训，不但效果不大，连超声波的名声也败坏了。

这里我顺便谈谈瞎指挥。现在大家都在责怪瞎指挥，一提瞎指挥，似乎就都是各级领导的过错，这实际上也不是很公平的。缺乏科学知识和经济管理经验的领导，如果不注意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和研究问题，领导起工作来就很容易造成瞎指挥。但是也要承认，科学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也有一部分责任。有些人可以说：我们如果撻不同意见，就可能被打成右派。那时候科学工作者有这种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现在的看法是：一，这种事情已经是历史了，不会再有了，所以今天完全没有这种顾虑的必要了，二是我们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中，确实有那么少数“学问家”，对学问和党的事业，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的责任感，要么是把一些方法不加分析研究，不进行试点检验，就向领导推荐，借领导的力量进行推广，要么就是对领导提倡的某个方法的作用和效果不负责的进行不切实际的夸张，这显然是违背科学、不负责任、不爱护领导的作法。这都是历史上有过沉痛教训的。而在现在和将来，对我们肩负国家和民族重任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来说，都还是应该认真借鉴的。